1966年秋我结束农村“四清”工作回文联，才知道他“文革”前夕患病，去广州治疗一段时间，回来一直在家养病。“文革”中根本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而后来派性激烈，社会上各种派性团体林立之时，他却“被打成毒草专家、二黑人物，关进帮派监牢，遭受残酷迫害”。当年他和我同住一幢宿舍的二楼，一天中午，我回宿舍上楼时，遇他走下楼梯，身边前后簇拥几个青年汉子，我以为是他的亲戚朋友，问他：“出去呀？”他无声，我又问：“去哪里？”还是没有回答，怎么回事，这么反常。我正在奇怪，他家人告诉我：“红卫兵押走老侬了，不知为什么。”我忙去办公楼，想找应该找的同志报告这事。到办公楼，几位同事已知道此事正在议论，一位同事问我：“你知道他（侬）写了什么剧本吗？”我说他告诉过我，在广州住院无聊，写了个剧本，正在修改，写什么内容不知道。这位同事拉我到一旁，悄悄告诉我：前两天，××（红卫兵团体，记不得了）司令部有人来，说侬易天写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戏，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说侬正在养病。未想到今天就来抓人了。然后郑重嘱咐我：“你最好马上离开文联，这段时间到别处去住。”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天大家都说不知道老侬写剧本，但×××说‘韦其麟知道，和侬易天讨论过如何修改剧本’。”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谎话，我问：“为什么这样说？”他说：“还用问吗？你还是快点走，免得有事。”我匆匆离开文化大院时，已见有的墙上贴出了“彻底批判大毒草”、“揪出黑戏炮制者”之类的大标语。我很感激劝我离开的同事，也明白了那位说我与侬商量讨论修改“黑戏”的同志的用心。在别处住了一些日子，回文联见侬也回来了，问他情况，他不愿多说，只告诉我：被关起来吃了很多苦头，抓他的人和他们的头头看了剧本，是写冯子材抗法的故事，觉得没有什么可批判，放他回来了。我问他：“红卫兵怎么知道你写剧本呢？”他摇摇头：“人心难测呀。”也许是自己被人涉及这事吧，印象极深。

　　1969年年底，文联撤销，我去五七干校，他是病者留在机关留守处，随后被“撵到广西图片社做图片工作”，从此离开了民间文学工作岗位。虽如此，“文革”后他仍为壮族的民间文学事业而孜孜不息地努力。

　　他1954年开始写作，起初主要是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三十多年，他“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搜集工作，走遍了广大壮族地区，跋山涉水，深入到边远山村调查采访，搜集采录数以千计的民间故事传说，数以万计的歌谣”。先后出版了《壮族民间故事集》（通俗出版社1956年版）、《壮族民间故事》（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蛤蟆皇帝》（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风水先生》（广西人民出版社）、《月亮里的故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并整理了苗族民间长诗《哈梅》（1500多行，1964年北京《民间文学》发表，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民间长诗选》二集出版），壮族民间长诗《达稳之歌》（300多行，1958年《长江文艺》发表，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收入《壮族民歌选集》出版），这个作品发表时署集体之名整理，但我知道主要的劳作者是他。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同时，他也写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雷锐主编的《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把他列为20世纪50—60年代广西诗坛“一批新秀开始崭露头角”的“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写诗很严肃，极少有随便应景之作。抒情短诗发表的不多，但也有佳作，如选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1949—1966）》的《坡会三首》，选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的《泉边》，写民族风情，清新优美。他诗歌创作主要成就是叙事长诗，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千多行的《刘三妹》，1960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茅盾在作家协会的工作报告中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部分提到的较好作品有这部长诗。长诗塑造了刘三妹这个民间歌手鲜明的形象，诗句较自由而朴素，吸取了一些民歌的精粹。后来演出的歌剧《刘三姐》，有些引用民歌的精彩唱词，长诗也先为引用。如“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长诗中前句是“黄蜂骑在乌龟背”，我觉得这“骑”字仿佛比“歇”字更为灵妙。童话长诗《小石匠的幻想》（《三月三》1987第2期），也是根据民间故事再创作的，对原故事作了诗意的丰富。诗句流畅朴素，情节单纯有趣，故事富有哲理，是一个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听说曾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语等几种文字介绍到国外。这两首创作的长诗和整理的长诗《哈梅》，在某些论述壮族文学的著作中，往往被混淆，或把《刘三妹》、《小石匠的幻想》当作民间长诗，或把《哈梅》当作诗人的创作。这是学术著作不应有的粗疏，有欠严谨，不符实际也不科学。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再创作的长诗，对原故事的思想和情节有所取舍改动，融进了作者意念、理想和审美情趣，再创作的作品已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是作家（文人）文学。而整理的民间长诗，仍是原来口头流传于民间的诗歌，整理只是把原来不够完整之处稍作整理，使之完美；但不能随心所欲改动其原有的主要情节，更不应改变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风格都须尽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经整理的作品仍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创作和整理，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不应混同，在学术研究中必须严格地界定。

　　更令我钦佩的是他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在1984年写的《我与本民族民间文学》一文中说：“我是一贯主张‘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拿出来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都应该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那些掺有某些不健康因素的作品，可以采取‘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办法。但这样做也要持慎重的态度，不可大刀阔斧地砍削，或凭主观臆造，任意编造。我认为只根据一两句话，就编造出一个故事来，或把不同母体的几个故事，削头斩尾拼成一个故事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他所整理的作品中，也可证明他确是如此实践的。他之所以坚持这些正确的原则，是由于他对这门工作有着纯正的目的和心态。他不是上蹿下跳地热衷名利的人，不是借民间文学谋取个人的什么，而是“自豪和骄傲并热爱本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怀着“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介绍壮族文化遗产”。他说：“我本来不是搞理论的，但有时看到一些现象和一些学术问题，我也不得不说那么几句。”（见杨长勋：《广西作家与民间文学》，广西民研会1981年印）在广西的民间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的确存在某种“胡来”或“造假”的现象，或以个人创作冒充民间文学，或整理时随便改变原来的主题思想。如把“爱富嫌贫”的主题改为“阶级斗争”的主题，前者对立的人物——姐妹或兄弟或朋友并不分属对立的阶级，改为“阶级斗争”的主题对原民间故事就不忠实了，就不是原来那种类型而属另一种类型的作品了，而且也不符合这类民间故事历代的集体创作者们的初衷和思想。又如把“四两铁钉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谁人敢拦风流路，不断头来也断腰”这首风流歌或称情歌中的“风流路”改作“革命路”，充作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时的“革命歌谣”。这种现象也许不普遍，但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影响是不好的。对整理产生误导，对研究提供不客观不真实的依据，必然得出不科学的结论。侬易天对类似的情况敢于揭露和批评，他待人宽厚，但对学术问题却很严谨，一丝不苟。无论是对朋友或是领导，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的意见还很尖锐，从他所写的这类文章的标题就可见他的直言不讳：《应该老实一些——反对抄袭和捏造民间文学》、《哪来的刘三姐歌韵歌例？》、《改旧换新不是民间文学的必由之路》、《谈少数民族翻译的汉化倾向》、《对“奇香异彩的多耶花”的意见》、《关于壮族民歌种种与覃建真同志商榷》、《是不能这样比》等等。他的看法也许有人不以为然，甚至反感，嗤之以鼻，我个人认为是很有见地的，也有益于民间文学事业。他还有一个看法没有见诸文字，生前常和我谈起，我也持同样的观点。有些民歌集收入的或报刊标明为“民歌”发表的作品，它们的作者是文艺写作者或中学教师，这类作品是不应算作民歌的。民歌是民间百姓创作，在流传中不断修改而定型，不知作者是谁的集体创作。文艺写作者和教师或干部以民歌形式写的作品，不应属民歌范畴，而是文人创作的具有民歌形式的作品。正如唐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不算是民歌，现代诗人李季以“信天游”形式写的《王贵与李香香》也不能算做民歌一样。刘禹锡和李季的作品都是作家（文人）文学，而民歌是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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